杨婧加

摘  要：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在曹禺进行思考创作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几乎陷入绝望，以至于这绝望显得近乎残忍。

关键词：

鲁迅；曹禺；生命意识

比较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鲁迅和曹禺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鲁迅的生命意识

1.浓厚的悲剧性

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沉重。鲁迅小说中几乎没有“美满”的故事，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做小说”他“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因此从这个出发点，《药》里革命者怀着光辉灿烂的理想慷慨就义，却并没有收到意象中的效果----愚昧的“华家”人就着他的热血吃下了他的“理想”；《故乡》中“我”“逃异乡”到繁华都市寻求“别样出路”，但韶华以逝，他却仍在为生活“辛苦辗转”疲惫万分，心中越来越惦念心中理想化的画面——他“时时记得的故乡”，记得的“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以为故乡是自己心灵的避难所，但回乡后杨二嫂的刻薄小气，闰土的一声“老爷”以及他被生活吹打的剪影只逼得心中故乡的画面却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了”；鲁迅作品从来无意于让读者露出安然满足的微笑，他以独特的目光开掘着他能感受到的一切落后与腐朽，从中我们也得以窥见鲁迅生命意识的一角——浓厚的悲剧性，他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尖利的笔锋写出一个个震动人心的故事，以期他深爱着、同情着的国民、国家能有分毫触动。

曹禺的生命意识

对自由生命的追寻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其中《雷雨》《原野》《日出》《北京人》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纵观他的戏剧，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剧作中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情，澎湃着浪漫主义情愫的挥洒。《雷雨》中，蘩漪、周萍、四凤、周冲……他们都在拼命的挣扎，想逃开生命的网，也就是剧中所说的“困兽的斗”。曹禺给他们设置了几乎是人能想到的最残忍的关系——蘩漪爱上的是自己的“儿子”，周萍爱上的是自己的“妹妹”，四凤爱上的是自己的“哥哥”，周冲爱上的是他们家的“丫鬟”是他的“梦”，求而不可得，但他们仍然拼尽了自己的力气去爱，去挣扎，去逃开生命的罗网，他们追寻的是自由的生命状态，在《雷雨》中只有打破了封建的社会规则的压迫，才能够真正地开辟出一方自由的空间；在《原野》里，金子在家里受尽婆婆的白眼，自己的丈夫也从来拿不出一个真正男子汉应该有的气魄，金子对于强烈的爱的渴望，对于生命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的渴望使得她几乎是在再次看到仇虎的一瞬间就又热烈地爱上了他，也可以说，金子爱上的,是她在仇虎身上看到的那种生命中自由的激情与活力，爱上的是对于生命自由、精神自由的向往；仇虎一家受到焦阎王的算计，遭受灭顶之灾，仇虎从此为仇恨而活，可当他真正开始他的“报仇”之时，他又陷入了杀人时的恐惧与崩溃，最后他完成复仇后却永远给自己带上了精神上的镣铐。仇虎的复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方式，当他生命中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屈服于复仇之时，对他来说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亦或者说是解脱，就只有通过复仇这一种方式。然而他在见到金子、焦大星，昔日在他心中潜藏着的温情又重新在他心中涌起，所以这时候他所追寻的自由又变成了复仇后去那“黄金子铺的地”，但复仇后的释然并没有如约而至，他对生命的敬重并没有因为他复仇的成功而消匿，他追寻自由生命的目标也就必然会失败；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禺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于自由的生命状态的追求，这也曹禺的生命意识中最为主要的方面。

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生命意识的不同书写

转型与变革中的生命意识

鲁迅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是处在1917年到1927年之间，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新思想、新潮流几乎是刚刚萌生，社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封建思想，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主要任务都带有“启蒙”的性质。与鲁迅不同，曹禺的主要活动时期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经过此前的变革与一系列活动的积淀，时代背景已经和鲁迅所处的时期有了质的变化——经过前期的“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等震动时代的大事件的洗礼，再加上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沿海城市被迫开始了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进程，而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所坚守的封建宗法统治也发生了动摇。因此作家的任务也从“启蒙”深入到了探查社会，曹禺的戏剧也不例外。与鲁迅相比，如果说鲁迅更多的是对国民进行批判，进行启蒙，那么曹禺则显然更加深入到了人的内心，开始更执着于人的价值的探求，这显然是受到当时时代影响的产物。我们就在这个视角下展开鲁迅与曹禺生命意识的比较。

觉醒时期的批判与希望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

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句常被人理解成他对于孔乙己的看法，然而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他的论文《摩罗诗力说》，是他用来评价诗人拜伦之语，这里说明的其实是拜伦对于英国不觉悟的民众的态度，有趣的是这句话却更像是为了他自己而写的——他的作品几乎写尽了人们在封建思想重压下所遭受的一切苦楚，这些故事从正面看是“哀其不幸”，从反面看是“怒其不争”。鲁迅在写下一个个令人掩卷叹息的作品的背后，怀着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启蒙”的心态？又何尝不是对“不幸”的国民、“不开化”的国民的批判？无论是在《狂人日记》中“吃人”的社会；在《孔乙己》中对受到科举制度精神戕害的孔乙己；《弟兄》中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的亲情伦理；《示众》中麻木不仁甚至眼里“闪出攫取的光”的群众们，还是《祝福》中挣扎于封建道德泥淖中却逃脱不开的祥林嫂；《故乡》中叫曾经的“迅哥儿”为“老爷”的闰土……鲁迅的批判眼光几乎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亲情、爱情、友情，受到封建礼教影响的人们的麻木、自私与始终无法战胜的怯懦、人们反抗的无力等等……鲁迅是清醒的，同时也是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的，他清楚的看到了“愚弱”的中国、麻木的国人的一项项劣根性，他要撕开温文尔雅面具下的中国丑陋愚昧的内里，只有这样，他所深爱着的中国才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彷徨时期的批判与希望

生命本能与纲常伦理的对抗

生命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的存在需要自由、感性的氛围，而中国的传统伦理纲常则是恰好限制了生命的自由状态和发展，浸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人们的自由便显得尤为珍贵。《北京人》中曹禺巧妙地以曾思懿和瑞贞的矛盾象征了生命本能与伦理纲常的对抗。曾思懿“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里熏陶出来的女人”她“虚伪、自私、猜忌多疑而自以为慷慨大方”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旧式女人，浸染在封建文化的伦理纲常之中，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无不透露着封建文化的基因，她生活在“自己造想的权诈、诡秘的空气中”。她竭尽一切办法向他人昭示自己的存在，以爱的名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身上，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她的儿媳——瑞贞，她对待瑞贞完全是周朴园式的封建大家长的作风，当瑞贞不肯“服从”她喝下安胎药时，她因为受到了自己最有资格控制的儿媳的反抗而怒不可遏“叫她喝，要她喝，她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在这里，曾思懿所获得的几乎是一种变态的快感，“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封建等级思想使她把一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她曾经经受过的苦楚都加倍的还予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媳妇身上——她所遵循的，是那一套顶着一顶名叫“爱”的皇冠的封建伦理纲常。然而瑞贞在极度压抑的生活之中，却形成了“反抗的根苗”，激发出了她对爱和自由的向往的生命本能。曾思懿刻薄的辱骂与虐待，不但没使她产生一种和曾思懿一样的变态心理，反而使她对自己的现状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加激发出她作为一个在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独立的生命个体的力量，让她滋生出爱和对自由的向往，让她与封建文明进行不妥协的抗争。最后，瑞贞终于逃出了曾家这座牢笼。曾思懿机关算尽，反而失去了一切，封建文明吃人的礼教，终究是害人害己。在这里，曾思懿和瑞贞之间的矛盾看起来只是婆媳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两人分别代表的是封建旧文明熏染下的生命意识与在新文化浸染下的生命意识的一次交锋，而最后瑞贞的出走，不仅仅代表了生命的捍卫，更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结语：

探讨比较鲁迅和曹禺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对于时代人生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思考。同处乱世之中，在社会政权和精神的强大压迫之下，无论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命意识，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的前路、人生的困扰做出自己的回答，这其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份社会责任感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国家建设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的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进行对外开放，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冲击，个人私欲迅速膨胀，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俨然成为了谋生的工具，文学世界中龙蛇混杂也就成为了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重提曹禺和鲁迅的生命意识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知识分子从来都不应该通过媚俗群众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更不应该一味迎合市场而失却了文学本身应该拥有的严肃性。